作为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，他们早出晚归、一年无休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；他们凭双手赚来的辛苦钱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养活一家子，是家庭的“顶梁柱”。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差，社会保障水平低，收入水平普遍不高。如何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，让“漂泊者”的生活也有底气？
工作不稳定，总是换不停：“我没什么学问，不好找工作，经常干了这家就得愁下家，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。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，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，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。” “我没什么学问，不好找工作，经常干了这家就得发愁下家，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。老家生活负担重，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，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，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。” “大女儿在上高中，学校要交费，加上平时的生活开销，一个月要1000元左右，小儿子每个月给花120元左右。” 张大姐对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细算，可是，因为没有合同保障，收入不稳定，显得力不从心，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找个中介企业挂靠着，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”前不久，一项针对2004年至2011年7年间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，与此同时，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，其日常生活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。调查显示，近年来，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认为，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可以多换换工作，但被动地不断更换岗位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不稳定的状况，顾教授认为，除了开展就业培训，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外，应该加强劳工合同的规范性，政府应引导和规范小企业加强用工合同制度，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提供保障。
社保不完善，自己担风险：“来北京打拼，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对于物质生活，我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平时也不敢多花钱。只希翼孩子少得病，长大了，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。”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旁边，来自甘肃的小肖经营着一家小拉面馆。用餐高峰期最忙碌：收款、上菜、打扫、接外卖电话……小肖一刻不停地在店里忙活着。
“2003年是我和我丈夫最困难的时候。”当时，他们夫妻俩住在每月花350元租来的地下室里，每天就靠啃馒头、就豆腐乳过日子。那段时间，小肖有了身孕。“当时在北京的医院生孩子，至少要准备4000—6000元。因为没有医保，这些钱只能自己想办法。”小肖说，他们东拼西凑，终于凑齐了这笔钱，“那个时候收费还比现在少，如果是现在，到北京的医院生孩子，大家外地人根本生不起。”
孩子出生后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小肖说，孩子2岁的时候，得过一次肺炎，医生说要住院，但住院的花销实在太大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，小肖孩子的看病花费也得自己掏。“我只能每天抱着孩子去医院打点滴，来来回回地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耽误了，现在孩子一感冒发烧总是咳嗽得很利害。”医院是小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她还记得，一次爷爷来北京看病住院，花了7万多元，最后回家只报销了7000元，大额的医药费用让家人很头疼。“平时就怕孩子、老人生个病、吃个药什么的，一生病，这点辛苦钱算是白赚了。”“来北京打拼，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对于物质生活，我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平时也不敢多花钱。只希翼孩子少得病，长大了，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。”很多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是青壮年。顾海兵认为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都会回归农村，最后真正留在城里的人很少。
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，也要注意城乡社会保障的区别和衔接，在城市工作时要为他们提供保障，将来回到农村，这些保障机制和措施也要能够延续、衔接起来。
增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等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信心，一定要逐步赋予他们同城待遇，推进社会公平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。另外，出台优惠政策措施，为中低收入人群自主创业创造有利环境，也是增加其收入、稳定生活预期、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。政府应该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，给小企业税收和政策上的支撑，促进小企业发展。
